袁世硕，1929年生于山东兖州，1950年进入山东大学中文系学习，师从冯沅君先生，1953年毕业时经冯沅君先生推荐留校，任中国古代文学教研室助教，从此开始了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与教学。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研究，尤以蒲松龄及其《聊斋志异》研究著称于世，著有《孔尚任年谱》、《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蒲松龄评传》(与徐仲伟合著)、《文学史学的明清小说研究》等，主编《元曲百科辞典》、《中国文学史》第八卷、《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等。曾任山东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山东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古典文学学会会长、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学遗产》编委等，还曾是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学科评议组成员等。现为山东大学终身教授。

袁世硕先生自言：“由1953年毕业，成为古代文学研究室教师始，一天未离开山大，对山大有很深的感情。”六十余年风雨学术路，袁先生与山大一同走过，成绩斐然，桃李天下。这次专访，先生主要围绕学术研究的方法、文学史研究的意义等问题展开话题。

问题意识引导研究

许多导师在教学过程中都强调问题意识的重要性，但是问题从何而来，仍是众多研究生的苦恼。袁世硕先生结合自身经历对这一问题作出了解答。

袁先生自留校承担古代文学教学工作以来，问题意识的引导使其受益良多。他认为，关注社会热点和学术热点是发现问题的重要途径。如“大跃进”时期历史学家们掀起“为曹操翻案”的热潮，将丑化曹操的罪责归于《三国演义》，从而否定这部小说的文学价值。针对这一现象，他发表了《试论< 三国演义>中的曹操》一文，阐明了《三国演义》小说的合理性。他考察了曹操被贬为奸雄的历史过程，说明早在晋代，就有了贬抑曹操的书，如佚名的《曹瞒传》，多写曹操行事诡诈。这是源于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历史现实，作为敌对方的蜀吴势必要贬低曹操。到宋元时期，对于曹操的贬低更加明显，南宋诗人陆游就曾有“邦命中兴汉，天心大讨曹”之语。南宋偏安，时人特重《春秋》大义、强调社会伦理，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之举被视为离经叛道，刘备被尊为正统。《三国演义》叙写的正是宋元人历史观念中的三国史。其次，文学作品不同于历史著作，《三国演义》尽管叙写历史，但同时是文学作品。与史家不同，它重视人物动机而非事功,着力表现曹操之奸，而在讲究智慧权术的封建社会政治斗争中，曹操可谓是典型的时代政治家形象。《三国演义》中，曹操作为一个小说人物形象，十分生动鲜活，自有其文学价值和功能。

袁世硕先生特别指出了教学工作对问题研讨的促进作用。在教学中，同学经常提出一些问题，这不仅促使他认真思考过去研究中有争议的问题，而且，在交流中丰富了对于各种问题的认识。他许多文章的成形过程都是在课堂上讲两三遍，和学生讨论，认为有道理、立得住，方写成文章发表。

唯物史观解决问题

问题意识引导研究者重视小说特点，对小说的评价脱离简单的好坏判断。真正的研究成果源于对问题的解决。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于解决问题具有重要作用。袁世硕先生将自己在研究上的成果归功于“学了一点哲学”，这与他早年在山大的经历有关。在学校读书时，袁世硕先生选了历史学家赵俪生教授开设的哲学课，对哲学有了初步了解。参加工作后，时任校长华岗先生在全校教师中开设《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课程，每周六一个专题，讲稿整理后均由当时的“山东大学报”刊发。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有了初步了解后，袁世硕先生尝试从哲学著作中汲取养分、解决问题，内化理论、成为方法，不断总结以唯物史观研究文学问题的经验。以马克思对思想家阶级性的判断为例，马克思指出一个思想家和其所代表的阶级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一些民主主义者文化水平较高，但并非都是小资产阶级或小店主，一个思想家代表某个阶级也不仅仅反映出那个阶级的狭隘利益，其思想往往要更远更深。袁先生由这种错综性出发解释《红楼梦》的思想性质问题，即为什么一个封建没落贵族出身的文人写出了批判封建旧制度、具有人文主义倾向的作品。

唯物史观有助于更为全面、客观地看待作品。例如，神魔小说史对于《西游记》的评论像瞎子摸象，各执一端，心学家认为孙悟空闹天宫，被如来收服，是将心收回，立地成佛的过程；儒家则由“学问之道，求其放心”（《孟子·告子章句上》）出发，说其是讲劝学之道的；而从心理学角度，《西游记》又成为了成长故事，反应了一个人由无知到成熟的过程；“文革”时期则认为《西游记》是叛徒的颂歌。这些说法的不同无疑源于作品题材、故事和意义的复杂性。针对这个问题，袁世硕先生从唯物史观出发，认为《西游记》以佛教传说高僧故事为蓝本，于元代受道教徒影响加入神魔斗法元素，最初弘扬佛教的神圣宗旨在传说中逐渐被神魔斗法的趣味性冲淡，故事主角改变，神佛具有了人的喜怒哀乐，稀释了神佛的神圣性。《西游记》写孙悟空在如来佛祖的手上撒尿，一场严肃的神佛斗争瞬时就变得滑稽有趣。《西游记》中题材和具体描写的矛盾的问题，不能从一个方面说，只有根据唯物史观抓住矛盾才能将其解释通。这个故事是老故事，经过幻化性的传说，增强了神魔斗法的趣味，再经过明中期崇尚人性的人文思潮的洗礼，生发出了与固有的宗教原旨相悖的嘲谑神佛、揶揄宗教教义的精神。整体与细部、说教与意趣相矛盾、不和谐成为这部小说的基本特征，它的历史意义也正在其中。这就避免了过去研究中对《西游记》之阐释各执一端而不计其他的片面性，从而对这部名著作出了符合实际的评价。

走向理论

传统研究偏重训诂考证，有基础扎实的优点，但是也有其缺陷。袁世硕先生指出，胡适早期就过重考证，未进入文本的研究。以胡适《< 西游记>考证》为例，胡认为《西游记》“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神话小说；它并没有什么微妙的意思，它至多不过有一点爱骂人的玩世主义，这点玩世主义也是很明白的，它并不隐藏，我们也不用深求。”这里，胡适恰恰忽略了《西游记》的文学价值，正在于其“玩世主义”是具有社会内容和倾向性的。

袁世硕先生在《文学遗产》创刊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做过题为《文学史与文学理论的双向交流》的发言，指出研究古代文学需要学习理论，在研究、诠释、评论作品的任务之外，也需扩展到对文学的历史演变现象和规律的认识。同时，文学史研究还可以丰富理论。近年来，袁世硕先生先后在《文艺研究》、《文史哲》等刊物上对西方理论，包括伽达默尔关于文学作品存在方式的论述和接受美学的悖论进行探讨，指出接受理论的悖谬，是在问题意识引导下做的一次文学史与文学理论的交流。

近两年，袁世硕先生综合文学研究、理论思索、生活经验，在此基础上探讨什么是美的问题，对上世纪五十年代关于美的大讨论进行总结。他认为，首先美是客观具体的，只有具体形象才具有美。其次美是生命活力的表现，花是盛开的才美，马是骏马才美，《夸父逐日》等神话的永久魅力在于表现了人类蓬勃的生命力。什么是美？什么是文学？都是较难解释的问题，唯物史观能使一些问题得到合情合理的科学解释。

文学史研究的意义

作为初学者，在阅读理论的时候常常会有困惑：人文科学是否像自然科学一样具有科学性，在理论的多重阐释中是否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结论。现代西方理论总思潮就是否定理性，走向了另一极端，甚至认为文学理论和哲学理论是反科学的。确实，不能将对于社会现象和意识形态现象的看法机械地等同于对物质世界的研究，由于对象不同，社会科学的科学性不同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就在于承认其错综性、偶然性、复杂性，或者说承认其不完全的确定性。

文学史作为人文科学的典型代表，其研究具有重要作用。除了上文阐发的“文学史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双向交流”，文学史对于文学理论的丰富发展之外，文学史的学习和研究还为解决实际学习中遇到的问题提供了更为宏观、开阔的视角。

首先，文学史研究为文学性界定提供了文本和线索。在网络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下，每一个当代大学生都在信息轰炸之中，在众多文本信息中，什么才是文学，如何界定文学性？当代西方理论家对于文学的界定往往较为含混，甚至认为根本没有所谓的文学。例如，美国文论家韦勒克·沃伦在其《文学理论》第一章论述了什么是文学，但是并未绝对化；英国伊格尔顿在《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中认为“文学”是不存在，他指出文学是艺术的语言、是语言的艺术、是虚构的，但考虑到有些历史也是虚构的，文学性的定义在他那里最终走向了不可知。袁世硕先生认为这些对于文学的定义只是由一个角度提出，过于片面，界定文学应从多个层面入手。第一个层面是语言层，所有文学作品的媒介工具是语言，特别是诗歌完全是语言艺术，可以不顾及通常的语言及语法成规。第二个层面是将文学视为一种艺术，艺术有直观性、形象性的特征，人的内部世界通过形象表现才具有审美性，如此就和哲学区别开。第三个层面，文学作品是精神的创造，不是写实的，即使写实的小说也有作家虚构的成分在，这有别于历史。例如金圣叹指出《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其事，据事做成文章；因文生事则随意得多，虚实增减全在作者。第四个层面，文学具有特殊功用，文学作品诉诸人的心灵，不具有实用价值，与应用文不一样，例如黑格尔认为艺术有自己的使命，不能将艺术简单视为道德工具，由文学可以发现生活中没有意识到的东西。虽然文学在每个层面都有和其他学科共同的东西，但是文学的定义是可以说清的。通常是多个层面在一部作品中各有显现，有主有次，文学作品的好坏也可以从这多个层次的评价中窥见端倪。

其次，文学是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对文学史的研究有利于透过文学作品的多样解读，把握本质。袁世硕先生从事《聊斋》研究，由作者蒲松龄开始，用两三年的时间阅读文献，陆续写出了《蒲松龄与张笃庆》、《蒲松龄与孙蕙》、《蒲松龄在西铺毕家》、《蒲松龄与王士禛交往始末》等十多篇考论文章，指出作者的生活经历与创作内容的紧密联系。比如《聊斋志异》的《叶生》篇，写叶生“文章冠绝当世”，却“所如不偶”，抑郁而死，死后幻形入世，借别人的福气，考得举人，说是要“为文章吐气”。篇后一大段“异史氏曰”，抒发才人科举失意的悲哀、愤懑与蒲松龄在一次参加乡试失败后写的两首词———《大江东去·寄王如水》、《水调歌头·饮李希梅斋中作》，意思是一样的，语句也多有雷同处。这便泄露这篇魂游故事的秘密——它是蒲松龄科举失意悲愤心灵的一幅幻影。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聊斋志异》“用传奇法而以志怪”。袁世硕先生则认为，《聊斋志异》虽然不外乎记叙狐鬼花妖之事，但却与六朝志怪小说以及唐传奇有着性质上的差异。六朝人记述鬼神之事，要人信其实有，意在“明神道之不诬”；唐人作传奇，叙述怪异之事，重在表现构思之奇；而《聊斋志异》里的狐鬼花妖故事，乃寄寓着蒲松龄个人的感受、感知和向往，即是借鬼怪的外壳来写作者心事，其特点是以志怪小说形式、宗教等观念性的东西为载体。作者不再相信神，而是将其作为工具。从文学史的角度看，这都体现了文学的变迁，宗教意识由内容变成形式，成了为作者写心的工具。

在与袁先生近两个小时的谈话中，先生深入浅出地向记者讲述了他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心得，即问题意识引导研究、唯物史观解决问题、理论意识与文学研究互动，同时指出了文学史研究的意义。先生从事学术研究六十余年，从早期的孔尚任研究、明清小说研究，到近年来的对西方现象学和接受理论的反思、对美的基本问题的探讨，先生从未停止学习、思考，更为可贵的是，在深化已有研究的同时，不断了解新领域，“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在先生这里不再是一句宣言，而是对先生经历的切实描述。马克思·韦伯曾言：“在科学领域中，只有把全部身心投入工作的人，才会有‘人格’”。这种“人格”是一种与学科相当的尊严，从先生严谨的学术研究，春风化雨的教导，从未止歇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上，我们看见了这种极为可贵的学者“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