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小刚，号如之、无竟寓。北京大学哲学博士毕业，现任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系主任、同济复兴古典书院院长。著有《海德格尔与黑格尔时间思想比较研究》《思想的起兴》《在兹：错位中的天命发生》《道学导论（外篇）》《古典文教的现代新命》《心术与笔法：虞世南笔髓论注及书画讲稿》等，译有《黑格尔：之前和之后》《尼各马可伦理学义疏》等，编有《诗经、诗教与中西古典诗学》。
对少儿读经稍有耳闻的读者一定听说过“柯小刚事件”。在2016年5月首届上海儒学大会上，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柯小刚教授作主题发言，矛头直指反体制的少儿读经运动，一时间引起读经界巨大震动。为回应社会关切，2017年9月在曲阜召开的第八届世界儒学大会特别设立专题论坛，并邀请柯小刚作主持人。怎样回应社会质疑？怎样改进读经方法？怎样看待儒学教育的未来？会议前夕，带着一系列问题，记者尝试联系柯小刚教授。出人意料的是，这位传闻中极不喜接受采访的学者，欣然答应了采访请求。
“我们不是反对读经。”
“很多媒体搞不懂，一听到批判读经，就以为我们是在批判传统文化。”采访伊始，柯小刚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我们不是反对读经，我们是读经的提倡者，我们批评的是一种错误的、野蛮的读经方法。”
“太多的学生和家长受害，太多太多的案例，很恐怖。”柯小刚痛斥“老实大量纯读经”是野蛮而残酷的灌输教育。所谓“老实大量纯读经”，是指忽视学生的教育背景，要求学生全日制封闭背诵，每天八小时，连续十年，隔绝讲解和阅读、不允许学习其他课程的教育模式。
“我听过那些孩子包本背诵。”所谓包本背诵，是指从头到尾背诵整本书。提及此，柯小刚更为痛心。“‘嘟嘟嘟嘟’，他们嘴里都是那种很模糊的、划过去的音节，你根本不知道他在读什么。”据了解，这些纯读经学堂的孩子不认字、不写字、不阅读，能从头到尾地背诵莎士比亚经典作品，到头来却不懂“What’s your name?”是什么含义。如果从文本中间随意抽出一句让他接着背诵，他也很难接续下去。他们不必参加体制内的考试，但是需要一本接一本地录制“包本背诵”视频，以便升入更高层的书院听“解经”。这种老实大量的纯读经方式，不禁让人质疑其意义何在。
采访期间，恰逢柯小刚的学生前来拜访。这位学生进门后，面对先生垂手鞠躬，深施一礼。这样的问候方式，在过分强调应试教育和智力教育的今天似乎显得特立独行，而这正暴露出体制教育中缺乏修身教育和礼仪教育的弱点。
这位学生的另一重身份是书院讲师。这所书院的教学内容以四书五经为主体，并开设有声乐、古琴、书法、国画等课程。早晨有四节课，前两节为早读课，时间为一个半小时。早读课后，按照年龄和学习程度，学生分别学习四书或者五经。数学课和英语课课时不多，但是均在开设课程之列。国文课采用民国时期的国文教材。书院教学以变化气质、修养德性为目标，希望学生在13岁至 23岁的人生阶段学会判断是非对错，有恭敬礼让之心，养成正的性情。
像这样的读经教育，柯小刚持支持态度。在采访中，柯小刚数次强调自己是读经教育的提倡者。他指出正是以读经教育为主的民间国学机构让很多无法适应体制教育的学生回复到正常的人生轨道上。他相信经典教育的作用，也相信读经可以笼罩其他学科。他引用新儒家代表学者马一浮的观点，指出六经之学是一切学问的最初源头，“六艺该摄一切学术”。但是现代少儿读经教育所提倡的“笼罩性”是讲，儿童通过“老实大量读经”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最终成圣成贤、成国学大师。在柯小刚看来，这样的宣传无疑带有浓厚的民间宗教色彩。反思野蛮读经柯小刚将批判的锋芒直指读经运动商业传销化的宣导模式和“大跃进”式的读经方式。譬如，野蛮读经界盛传“读经万能论”，即“什么都不用学，孩子从小只需要背熟经典，不用讲解，长大后自然会养成君子人格，乃至成为圣贤”。
教育果真如此简单吗？当代学术界不乏研究古代私塾教育的学者，但几乎没有学者赞同现代私塾中纯读经的教育方式。在柯小刚看来，传统的读经方法经过了历史的沉淀，既人性化又符合现代教育学的道理。譬如，在古代蒙学的教育理念中，有一种读书要求是读书要像与人讲书一样，速度放慢，字字分明，而不是“凭嘴嘟噜”。但是不少人认为传统的教法太慢了，他们想要一步奔向圣贤社会，于是就出现了老实大量纯读经的方法。
“大跃进”教学法和高昂的学费让一些投机分子看到了商机。“一夜之间，只要眼睛能认识汉语拼音、喉咙能发出人声的，都成了‘书院山长’‘国学大师’，教起了国学，摆起了道场。”柯小刚常年工作在儒学教育一线，据他了解，在野蛮读经界，“阿猫阿狗”皆可为儒学讲师。“稍微有能力解经的老师都被辞退了，甚至很多书院只需要不认识字的老师。为什么呢？因为不认识字的老师就可以严格地贯彻那一套洗脑式的、准宗教式的做法，就是跟着读经机照着念。”
“阿猫阿狗教学论”显然是荒谬的，流弊严重。“在野蛮读经界，如果十多岁的孩子还不认识字，会被认为教得好、有大智慧，有大智慧才不认识字。”柯小刚指出，老师自己不读书、不学习，也不允许学生发问，这种教育方式完全是反智主义的表现。
但是柯小刚也一再指出，读经教育的出发点是好的。“王财贵先生的目标跟我的目标，跟朱子、阳明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弘扬圣学、成人成才，乃至于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认为，对于读经倡导者身上所具有的使命感应抱有善意的理解。他一再呼吁各方能够怀抱同情理解的态度理性分析，检讨十年读经运动的得失，形成良性的监督批评，改正错误，引导读经事业走上正轨。
可喜的是，自柯小刚发声以来，读经界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反思行列中，重新调整读经方法，野蛮读经压倒性的地位发生动摇。在这个过程中，柯小刚以一己之力正本清源，扭转风气，可谓功莫大焉。
学为主体，回归生命的教育柯小刚多年从事古典教育事业，提及教学经验，他认为学习是最好的教育方式。“教和学从来是不能分离的。翻开《论语》，从头到尾，充满了孔子自己学习的记录。”教育包含在学之中，以学为主体，师友共学，教学相长。在柯小刚看来，在一个学习的场域中，学生、家长和老师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学习者。
对于一些提倡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理念，柯小刚持保留态度。譬如台湾教育强调以学生为主体，甚至让小学生自己审核课纲，导致“不喜欢学什么就取消什么”的荒谬事件发生。但是，一味强调以教师为主体的教育理念也未必正确。自身不追求学习的老师，以所谓“师道尊严”压迫学生，忽视对学生的尊重和爱护，甚至挥舞教鞭对学生进行无理体罚，导致学生产生心理阴影，这又走向了另一种极端。可悲的是，这种极端案例在如今的私塾学堂中并不鲜见。
柯小刚强调以学为主体，以斯文之命为主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通过学习，学生和老师每天都有新的收获和领悟，每天都有日新其德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不应该把少儿排除在外。柯小刚说：“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功夫都在互相启发中涵养，逐渐深厚。”在《论语》中，启发式、情景化的教学比比皆是，这样的教育氛围自然带有经典的内涵。面对弟子的发问，孔子很多时候不会直接回答，而是从侧面举例启发。譬如《论语·八佾》中，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如何在生活中融入古典教育？柯小刚给出的答案是“依于仁”。一个孩子日常与谁接触，自然会受到相关气场的影响。一个好的老师，他的人格风范和气象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学生。反之，如果教育环境是畸形的、暴力的，也会对孩子产生影响。举一个纯读经学堂中的真实案例：一个孩子从学堂回家后，看到弟弟不吃饭，就问妈妈：“妈妈，弟弟不吃饭，你为什么不踹他？”然后她玩芭比娃娃，怎么玩呢？拿小尺子打芭比娃娃的手。教育的目的在于成人，在于帮助孩子认识自己、思考生命的意义。柯小刚希望读经界内部形成自律，严防体罚滥用，形成师生共学的氛围，而不是把读经老师变成机器。
古典书院，重建理想大学谈及当代社会的大学教育，柯小刚并不乐观，他直言在越来越发达的专业设置和社会分工中，大学精神在衰落，现代大学正堕落为职业培训机构。
柯小刚向往真正的大学。他说：“钱穆先生一再强调，中国古代的教育是自由的。在古代，教育是民间自发的行为。孔子就是私人教育的发起者。只有自由的教育才能培养出真正自由的人。”在柯小刚看来，理想的状态就是像孔子带领学生那样，一方自发自愿地教学，一方自发自愿地学习。
办书院，正是创办理想大学的尝试。早在2003年，柯小刚初到同济大学工作，便与志同道合者举办读书会，共同研读《论语》。2005年，他创办道里书院网站，举办线上读书会。十多年来，柯小刚一直在探索线上线下的通识教育。
2015年春，柯小刚创办同济复兴古典书院，开展面向社会的公益性通识教育。学员有教无类，来自各行各业，没有年龄限制。在这里，柯小刚希望让教育回归本质，让一群素心读书、切己修身的人老实读书、踏实做人。在开讲辞中，他阐释了自己理想中的书院：“在春天的野外，‘浴乎沂，风乎舞雩’，上无片瓦，下无立锥，无门无户，师生问答———这才是真正的书院。做书院十年，我才明白，书院的本质在‘人文’：有人，有文，就是书院。”
无论是“讨伐”野蛮读经，还是创办古典书院，柯小刚一直像一位“不合时宜的诤友”，或者“忠诚的反对派”，他发现问题、直面问题，犹如“古代儒士对君主冒死进谏”般肩负起自己的责任，苦口婆心地提出种种建设性意见。勇气源于责任，批评出于热爱。谈及儒学教育的未来，柯小刚态度审慎。他分析道：“从全球来看，这几百年来的大趋势是现代人在脱离自己传统文化的根。当前的中国其实是处在难得的逆袭阶段。”但是全球大的趋势没有改变，中国的未来仍然堪忧，因此他呼吁各位读经界人士调整心态，自我反省，让当代社会的古典教育获得长久、良性的发展。 （王冰雅 蔡杰）（注：本文内容亦参考袁彦和颜峻两位老师的观点。）
